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愈发频繁，大量西方学说被介绍至中国并进行研究。但与一般西方学说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因为发端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社会环境中产生了不同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路径。在引进中国不久后便在理论定位、如何认识等方面引发了争议。其中以1988年徐崇温与杜章智和1998年至2006年徐崇温与王雨辰争论最具代表性。

一、徐崇温与杜章智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展开的争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从1977-1978年间开始受到党中央和国内学者关注，其中徐崇温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员，最早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他于1979年在《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是国内最早公开的较为系统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徐崇温直接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修正主义思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1982年他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国内最早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在专著中徐崇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全盘视为“修正主义”，认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评苏联模式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方面的理论价值，但依然将其视作资产阶级学说，这也体现在1987年发表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里。这本书引领了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定位和方向，后被列为大学教材，一些学者受此影响以及传统思维限制，尽管拒斥政治化表达，但也多为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相关原著的翻译出版和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对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提出了怀疑。

1987年，徐崇温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期刊发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文章，重新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随即中央编译局翻译员杜章智在同一期刊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否认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合理性，来纠正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态度。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继续刊登徐崇温发表的《就“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答杜章智同志》反驳文章。

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内涵。徐崇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界定为“反对第二国际新康德主义和第三国际机械唯物主义的旗号，在政治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方面，提出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详细展开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而主张按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如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流派的精神，去结合、发挥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以“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1]在此基础上，徐崇温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思潮。

对此，杜章智认为，徐崇温的概念实际上借鉴自佩里·安德森的概念，而分析安德森的概念，可知其具有明显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并不为西方学界认可，只不过徐崇温将这个概念引进时去除了托洛茨基色彩，并扩大了适用范围，但忽略了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而且安德森和徐崇温所列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名单，如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其理论主张完全不同甚至相反，根本不能称为一个思潮。其次，无论是柯尔施、庞蒂还是安德森，他们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概念，即便徐崇温进行了改造，也无法摆脱意识形态色彩，无法实事求是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真实发展状况。因此，徐崇温所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科学的，作为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客观上也不存在。

对此，徐崇温认为杜章智的说法才是不符合客观实际，西方国家确实存在不同于苏联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尽管杜章智不认可概念的合理性，但不能否认思潮的存在。徐崇温列举了80年代西方理论界的有关著作，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被认可的观点。对于安德森概念和托洛茨基的联系，徐崇温认为杜章智的论证不合逻辑，安德森在概念界定上并未受到托洛茨基影响，还与托洛茨基派的一贯主张相反。实际上，安德森的概念和自己的概念也是截然不同，自己的概念吸取了安德森在范围上有所扩大的特点，但抛弃了不谈思想路线、只谈主题和关切问题的缺陷，同时也抛弃了柯尔施和梅劳-庞蒂反对列宁主义的立场。徐崇温还指出将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纳入同一思潮的做法非他首创，早在丁纳伯罗著作中就有所表现。

在与安德森概念的对比中，徐崇温直观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本质属性：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是激进学生运动和“新工人阶级”；第二，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第三，反对教条主义；第四，各自强调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批判方面和科学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批评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

双方还对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思想性质进行争论。杜章智认为在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呈现出全方面的新变化，而西方在新社会环境下出现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一概而论，都应当是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各国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或者就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通过实事求是的研究而非以意识形态的概念判断其理论的价值。

徐崇温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主张对于事物，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同时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是放弃了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也就放弃了唯物主义，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算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他不同意杜章智这样泛化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不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发展，相反会造成真理多元化，陷入指导思想上的混乱，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定位应当是西方社会的左翼激进思潮。

二、徐崇温与王雨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的论战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热度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以及大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的翻译出版下，学界重新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剥离意识形态因素的基础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进行认识理解。在此背景下，1997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王雨辰在《江汉论坛》发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对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徐崇温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以反驳，之后两人相继发表《再论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和《我们到底应当怎样认识和评价当代马克思主义》、《再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展开了两次争论，最后王雨辰发表《关于研究和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作为此次论战的结尾。纵观这三个回合七篇文章，可以看出双方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研究立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反思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立场上，两者观点一致。王雨辰针对徐崇温概念中的列宁主义对立立场开始责难。他考察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提出无论是卢卡奇、葛兰西还是柯尔施，在思想和政治立场上只是同列宁主义存在不同意见，例如柯尔施只是错误地将以批评列宁主义的方式批判苏联模式，而不是反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真正着眼点是探索西方革命道路，不是篡改和颠覆列宁主义，而是对列宁主义的“必要补充”。据此，他认为徐崇温的研究方法是概念先行，直接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概念，再用具体人物去适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而非科学考察分析具体人物的思想，指责徐崇温为了维护自设的理论体系完整性甚至抹黑一些人物的思想。这样的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列宁主义对立的定性研究严重，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实际脱离，阻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因此，确立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应首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具体思想和实际发展历程的考察上，反对先入为主的评价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应因其理论局限性和缺陷就否认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应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西方现实，分析理论错误原因，总结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才能科学客观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而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王雨辰提出了自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他将广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分为两流，西方各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是主流，党内理论家和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探索出的理论是支流。后者是狭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学者研究和争论的重点。无论是主流支流，它们都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总结十月革命成功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进行探索的理论和政治思潮。这与徐崇温从庞蒂概念出发进行改造后的内涵截然不同，作为支流的理论到底能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是两人接下来的争论焦点。

但王雨辰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文中并未对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三人立场没有与列宁主义对立进行具体说明，导致他的理论难以自证。这点被徐崇温抓住进行反驳，徐崇温对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进行考证，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正肇始于柯尔施，此外，柯尔施看似针对列宁主义，实际上针对的是列宁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他看来，这就使得王雨辰从西方社会实际去总结和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结论成了空话。针对此部分，王雨辰后来又作补充，但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

王雨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西方共产党内理论工作者将西欧革命失败原因归结为阶级意识的缺失，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关注人的意识，强调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总体辩证法研究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为第二阶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获得法西斯国家工人的支持、第三次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推行、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僵化教条化，资产阶级通过控制工人阶级意识弱化革命倾向，因此此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关注对社会文化和技术的批判，关注“人与实践”的问题，在政治上强调议会斗争。20世纪70年代后是第三阶段，这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关注科技带来的异化问题，也与时俱进，全球化、生态、资源问题都有论及。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来看，这些理论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据西方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西方文化传统，寻求适合西方的社会主义道理和人的解放路径的历程。

尽管他们的局限性在于受到个人主义、浪漫主义和乌托邦传统的影响，但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受到下西方哲学的影响也很正常，也不意味着西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受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影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阿尔都塞等人则更多受科学主义影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吸收了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本地实际情况结合的过程，不能简单地以唯物、唯心的意识形态立场看待。

徐崇温回应道，王雨辰说的看似有道理，实则与脱离现实甚至颠倒事实。在王雨辰所称第一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了独立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在第二阶段，法兰克福学派渲染悲观主义，淡化阶级斗争。西方马克思主义借鉴吸收资产阶级思想成就，无疑有其积极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个重要原则是党性原则，反对折中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出区分，让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混合在一个体系中，这就导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西方革命实践总是失败，这只用个人主义的弱点和失误是解释不通的。徐崇温也强烈反对将西方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也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某个共产党员的思想不能代表全党的思想，他认为这样混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我国意味着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方法问题

双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导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不同。王雨辰认为，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突出特点在于：出现了各种导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出现了自我分化和多样化格局。这一格局产生的根源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结合时代变化和本地情况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归结为一线单传，而应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源，与各国具体实践情况相结合，多形式、多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各家都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当以抽象主义研究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归结为几条基本原理并以此衡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不能因为思想不同于列宁就轻易否定它。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反映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真实面貌。

徐崇温质疑王雨辰反对归结基本原理论，认为正是基本原理将马克思主义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区别的标志。所以，不用基本原理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正因如此，王雨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就是马克思主义。判断一个思潮，不能只看渊源，不是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评判标准，在于理论是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适应于当代社会具体条件，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在于，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吸收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有益成果，而是按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理论去解释、发挥、补充马克思主义，也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这无法用强调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来掩盖。

在徐崇温看来，更重要的是，王雨辰不问现实内容和基本观点，就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并随意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外延，这样会给人们判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带来了很大麻烦，造成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危害。

三、 结语

本文对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两次论争列出了几个典型观点。文中概括的观点虽不全面，论战也非仅局限于文中提到的三名学者。

从论争结束之后的研究看，第一次争论里杜章智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学术界之后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潮展开研究，引发第二次争论。王雨辰将西方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之前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都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体系中，并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和受唯心主义指导，由此得出应当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名；而徐崇温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本上是反对列宁主义的，理论上倾向于唯心主义，因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如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就会导致指导思想多元化。之后学术界也未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得出结论，而是淡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客观深入地研究具体人物的思想的基础上，又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几场论战，以期对这个问题作出更好的回答。但论战中双方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教条主义、反思苏联模式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对人的思考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为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肯定了西方共产党探索西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实现人的解放的路径的不懈努力，并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局限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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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徐崇温《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1期。 ↩︎